全民皆補課時代，擔心失敗的中產家庭，該何去何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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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兒暑假，我和她媽媽帶著她一起旅游，而后再折返老家。路過哥哥和姐姐生活的城市，發(fā)現(xiàn)他們的孩子整個暑假大部分時間都在學習。除了做題，還有各種興趣班和補習班。

仔細打聽下來，發(fā)現(xiàn)整個暑假都在忙的還真不止他們的孩子。他們身邊的朋友，孩子們大體都是如此過的暑假。

我看看和我一起浪了大半個暑假的女兒，當時真覺得有些后怕——想想要是以后放在一起考試，和她一樣生活在深圳的孩子未必考得過這些日夜苦練的娃娃。

后來，假期即將結束，我?guī)е畠悍祷厣钲�。才知道，其實大概像我一樣帶著女兒到處浪的家長真不多。她在深圳的很多同學，也都是假期接著補課，上“學而思”，去興趣班，做大量習題……

我不禁感嘆，這些孩子怎么學得那么苦？

忙碌的孩子應該有很多。首都師范大學薛海平教授曾對中國家庭追蹤調查（2012）的數(shù)據(jù)做過一次分析。他發(fā)現(xiàn)，早在這些數(shù)據(jù)收集之時，義務教育階段參加課外補習的學生其比例就已高達24.6%。
他所指的課外補習，既包括為提高學習成績而進行的正規(guī)學校教育外的補充性教育活動，也包括才藝類課程的培訓。
薛教授的分析還顯示：直轄市、省會城市參加課外補習學生，其比例高達56.1%，生活在地級市的學生參加課外補習的比例也高達50.9%。
僅僅幾年之后，也就是2016年，按照當年中國教育學會發(fā)布的《輔導教育行業(yè)及輔導機構教師現(xiàn)狀》報告的統(tǒng)計，為孩子選擇過課外輔導的家長業(yè)已超過9成。
由于課外輔導服務而產生的市場規(guī)模高達8000億人民幣。接受課外輔導服務的學生規(guī)模超過1.37億。

當輔助性的教育活動成為家長的“必然”選擇，孩子們就不可避免地要與時間賽跑——不是在學校，就是在輔導機構，要么就是在去往輔導機構的路上。
依據(jù)《中國民生調查報告2012》的統(tǒng)計，在當時，參加課外輔導的學生，平均每周用于課外輔導的時長高達9.8小時。

2015年，《中國民生調查2015》教育專題研究報告的入戶調查結果顯示，接受課外輔導或培訓的學生，平均每周用于該項活動的時間高達6.11小時。即便是在學前段的孩子，每周的平均用時也高達5.11小時。
終日忙碌的也絕非只有孩子。送孩子接受私人的課外輔導或者培訓班，就意味著家長需要付出相當多的努力幫助孩子進行選擇，這又意味著他們要做不少前期的研究工作。
此外，無論是新學期，還是假期，他們還都要忙著給孩子排課后日程表，安排各類課程、興趣班、家庭作業(yè)。

所以，費用還只是家長負擔的一個方面，心理負擔與壓力則是另一面。
美國社會學家拉魯曾對美國中產家庭的子女教育實踐做過細致的觀察，課后時間的結構化——安排的周密和細致——是一顯著特色。
這也是美國中產階層子女教育優(yōu)勢的來源之一。

中國不少學者的研究也顯示課外輔導對于子女獲得某些競爭優(yōu)勢（例如更好的學業(yè)成績）確有益處。
這些稍獲廣泛傳播的知識很容易成為指導中產階層家長教育投資實踐的指導思想。再加上深諳教育銷售之道的商業(yè)機構的稍微推介，大約很少就再有家長能夠平心靜氣，對孩子說“你慢慢來”。

大概很少有哪個時代的人會像當代人（尤其是城市中產）這么認同“教育即競爭”的觀點。它是我們普通人日常話語體系在描述教育一詞時所傳遞的主導意象。
其內涵是，教育是個人獲得競爭力的重要工具；個體要在教育的過程當中，不斷地與對手競爭，獲得競爭力。
在教育過程當中，分數(shù)是硬指標，在教育結果處，文憑及其經(jīng)濟與符號價值是其硬指標。
在這種觀點面前，教育的其他方面——人格發(fā)展等議題顯得無足輕重。它的興起，大概和以下幾個宏觀因素不可分割。

一是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盛行。適者生存，優(yōu)勝劣汰，教育本身被看作是個人適應社會競爭，推動社會進步的重要工具。
二是新自由主義思潮的泛濫，經(jīng)濟生活領域的指導思想滲入社會生活的其他方面。人們很少再依據(jù)歷史進程和社會歷史條件看待個人的成就，個人的成功抑或失敗往往被看作是個體自身的責任。
結合賢能主義的思路，可教育性則往往被看作是個體智力的表現(xiàn)，也是他們競爭力的基礎。
三是民族國家的意識形態(tài)。教育被看作是國家間競爭的手段，作為個體的個人則是國家人力資本儲備的一部分。

需要指明的是這幾個宏觀因素不限于中國，受其影響的也不限于中國的中產和他們的子女。
在韓國，“JOB KOREA”發(fā)布的一項調查顯示，該國逾7成上班族在放假期間讓他們的子女接受課外輔導，上班族子女放假期間平均上2.3個課外輔導班，他們用在課外輔導上的費用每月超過50萬韓元之巨。
該國高中生當中，接受課外輔導的比例高達85.6%，學齡前兒童接受輔導的比例也高達50.9%。
遠在英國，過度的課外輔導與培訓也在困擾該國的學生和家長。按照《衛(wèi)報》的說法，英國的中產階層家長也“非常擔心孩子們失敗”，所以“給他們報所有能報的班”。

家長之間的同輩壓力，在他們中間無形塑造了所謂的“你有我也有”（must have）文化——家長竭盡所能地讓自己的孩子掌握所有的新鮮玩意，電子產品和參加各類培訓，總之，“不能落后”！

在美國，該國的皮尤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曾在2015年發(fā)布過一份名為《美國家長》的調查報告。
該報告顯示，美國有一半的家長送6-17歲大的子女參加過各類課外輔導活動，有54%的家長說他們送他們的孩子去參加過音樂、舞蹈或藝術培訓，有36%的家長送孩子去接受過常規(guī)的與學術有關的輔導和培訓。

上世紀80年代末，美國社會學家Barbara Ehrenreich在分析該國中產階層的世界觀轉向時，曾提及他們“擔心失敗”（the fear of falling）的心態(tài)。

當代中產背景家庭的教育觀和他們孩子的“苦”倒是可以從這一解釋中尋得一些根源。
在當代，中產的立身之本在于他們自身的專業(yè)化工作。
進入這一群體也需掌握一定的專業(yè)化知識并進入相關領域——這也是這一群體捍衛(wèi)自身地位，排斥一般人進入自身所在群體的重要手段。

問題是，專業(yè)知識本身又不同于擁有金錢和資產。
后兩者是上層人士較為有效的社會排斥手段——難以為其他社會群體的人輕易獲得，這就意味著在自身與其他社會群體之間設置了一道有效的藩籬。

但中產所掌握的專業(yè)知識本身實際上是向所有人開放的——無論是哪個社會階層的人士都能通過系統(tǒng)學習掌握專業(yè)知識。

對于中產和他們的子女而言，這一情形的確有些惱人，因為不比硬性的資產，專業(yè)知識堆砌起來的壁壘并不堅固。
與來自底層社會群體的人比較起來，他們最大的優(yōu)勢除了是交得起學費以外，可能就是有閑暇參與大量的拓展式的學校之外的教育活動。

對于中產而言，在為子女創(chuàng)造競爭優(yōu)勢時，人際網(wǎng)絡，申請學校時能較方便地找到推薦人，還有考試方面的經(jīng)驗可能算是另幾個優(yōu)勢。

當然，比起其他社會階層的子弟，他們的子弟也許更有可能獲得那些受過教育并在學校里工作，信奉幾乎相同價值觀的同是中產的教師的垂青。但是，垂青并非等于走后門。
因為這一階層人士的社會聲望，其部分基礎植根于他們獲得社會地位的過程——他們通過自我奮斗獲得相應地位，專業(yè)化工作的選拔是基于賢能主義的標準的。

因此，中產樹立的用來彰顯自身地位，限制其他人大量涌入的門檻實在是難以完全掌控在自己手中。
對他們而言，要在子女身上再制自身的社會地位，實在是件難以掌控的事。

生孩子是一件事，在社會結構日趨剛性，向上的社會流動愈來愈難的歷史條件下，撫養(yǎng)他們成人、讓他們在教育系統(tǒng)中摸爬滾打20年，變得足夠優(yōu)秀，并最終維持中產的地位不變則是另外一件事。
除了投資教育，不斷給孩子壓力，讓他們走自己曾經(jīng)走過的路以外，似乎別無他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