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中學肄業(yè)，
沒讀過大學，更沒留過學……
在小學、中學做教員十幾年，
終成大學老師、國學大師、一代通儒。
在那個學者大師群星璀璨的年代，
硬是在燕京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
西南聯(lián)合大學等等最頂尖的學府
深深留下自己執(zhí)教的足跡與聲望。
他54歲時只身遠赴香港，白手起家，
創(chuàng)辦香港中文大學建校三大書院之一的
“新亞書院”。
他與呂思勉、陳垣、陳寅恪
并稱為“史學四大家”。
他后來揚名中外的名字，是17歲時長兄所改，
而他也為長兄的兒子起名，
長兄早逝，他盡心教導這個侄兒。
后來，這個侄子的名字印入
整個國家的歷史記憶——錢偉長。
他就是“一生為國故招魂”、
始終對國家以往歷史
抱有“溫情與敬意”的 錢穆。
今天，7月30日，
是錢穆先生誕辰123周年。
錢穆先生
生而為讀書種子，“前世曾讀書來”。
錢穆1895年7月30日生于江蘇無錫。
父親錢承沛在家族里頗有聲望，
錢穆很小時就接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
七歲，被送到私塾讀書。
錢穆自幼天資聰穎，
錢承沛稱贊他“前世曾讀書來”。
錢父雖早逝，
沒能看到這顆讀書種子
學問有成，聞名學界。
但他對當年年幼兒子的教誨，
卻在錢穆一生中留下深深的烙印。
錢承沛巧解“驕”字
錢穆以治史聞名，著作等身，
為人卻謙遜，
這與小時候父親對他的一次教誨密不可分。
幼年時的錢穆聰明過人，記憶力超強。
當時，
錢穆最喜歡看《三國演義》。
每天下午放學后，
他都要先找出書來讀上一段。
雖然對書里面的內(nèi)容一知半解，
但他卻讀得非常入迷。
9歲就能背誦《三國演義》。
一天，
錢穆父親的幾位好友來家里做客，
他們早就聽說錢穆小小年紀卻能過目不忘，
打算考考他。
一位客人提出讓他背誦一段
《三國演義》的“諸葛亮舌戰(zhàn)群儒”。
錢穆雖然年紀尚小，
但一點也不怯場，張口便背，
竟一字不落、非常流利地背了出來。
客人連連拍手稱贊。
于是，錢穆有些沾沾自喜，
雖然接下來并沒有人再讓他背誦，
但他卻自告奮勇地又背誦了
《三國演義》的幾個章節(jié)，
自然又引來一片叫好聲。
第二天，
父親叫錢穆和自己一起外出散步。
走到一個小橋跟前時，
父親指著橋：“你知道‘橋’字怎么寫嗎？”
錢穆大聲回答：“當然知道！”
父親緊接著又問：
“如果將‘橋’字的木字旁，
換作馬字旁，會變成什么字呢？”
錢穆回答道：“是‘驕’字。”
這時，父親語氣嚴肅地問道：
“驕字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嗎？”
聽了父親的問話，錢穆低聲回答：
“知道。”
錢穆這才明白，父親帶他來到這里散步，
是要告誡他做人一定要戒驕戒躁。
中學肄業(yè)，開啟教學生涯
1904年，錢穆與長兄錢摯
同時考入無錫蕩口的新式小學果育學校。
可惜1906年，錢承沛早逝，
臨終前對錢穆的遺言唯有一句：
“汝當好好讀書。”
此時孤兒寡母，家境貧困不堪。
但錢穆的母親堅持不讓孩子輟學，
她曾言：“我當遵先夫遺志，
為錢氏家族保留幾顆讀書種子。”
于是，
哪怕是窮到年夜飯都是家族施舍，
仍然想方設法讓錢穆兄弟繼續(xù)學業(yè)。
1912年，因為家貧，錢穆中學沒有畢業(yè)，
就到一小學任教，
從而開始了漫長的教育生涯。
他一直以未能進入大學讀書為遺憾，
所以一直勤奮自學，竟然終成大家。
因學問得名，終成大師
顧頡剛力薦：他如到北大，則我即可不來《劉向歆父子年譜》是錢穆的成名之作。
顧頡剛也由此將錢穆推薦到
北平私立燕京大學國文系任講師。
那是1930年，錢穆36歲，
已經(jīng)做了十幾年中小學教員。
錢穆在燕京大學的學生李素曾回憶：
“他在課堂上講起書來，總是興致勃勃的。
他談吐風趣，頗具幽默感，
常有輕松的妙語、警語，
使聽眾不禁失聲大笑。
所以賓師上課時總是氣氛熱烈，
興味盎然，沒有人會打瞌睡。”
1931年3月18日，
顧頡剛又給胡適去信，
極力推薦錢穆代替自己，到北大任教。
顧頡剛甚至在信中說：“……我想，
他如到北大，則我即可不來，
因為我所能教之功課他無不能教也，
且他為學比我篤實。
故北大如請他，則較請我為好。”
胡適一向好提攜后進，也賞識錢穆的學識，
于是錢穆便到向往已久的北大任教了。
雖說錢穆能到北大任教，
胡適起到了關鍵的作用，
但錢穆并不因此而在學術上茍同他，
他的許多觀點都與胡適不一致，
胡適認為孔子早于老子，
他卻認為老子早于孔子。
學生知道他們之間學術觀點不一致，
故意拿胡適的觀點來詰問，
他也毫不掩飾，常在課堂上批判胡適。
錢穆先生
當時錢穆將通史課的教室設在北大梯形禮堂，
面積是普通教室的三倍，
“每一堂近三百人，坐立皆滿，盛況空前”。
課堂之大，聽眾之多，
和那一排高似一排的座位，
襯得下面講臺上穿著長衫的錢穆似乎更矮小了。
但這位小個兒導師，卻支配著全堂的神志。
一口洪亮的無錫官話，
震撼了在座的每一位學生的心。
他對問題往往反復引申，廣征博引，
使大家驚異于其淵博，
更驚異于其記憶力之強。
西南聯(lián)大時期：一人獨居，撰寫《國史大綱》
西南聯(lián)大時期，錢穆隨學校南渡。
但他并沒有隨學校去昆明，
而是在宜良巖泉寺獨居，
就這樣一人開始了《國史大綱》的撰寫。
除了每周坐5個半小時的火車，
從宜良去昆明，
下車后再坐一個小時的人力車
趕到西南聯(lián)大為學生上課。
錢穆幾乎就在巖泉寺閉門苦修著述。
有一個寒假，陳寅恪來山中相訪，
在巖泉上寺的樓上住了一個晚上，
兩人曾在院中石橋上臨池而坐。
陳寅恪說：“如此寂靜之境，
誠所難遇，兄在此寫作真大佳事。
然使我一人住此，非得神經(jīng)病不可。”
賀麟、湯用彤到巖泉寺時也問：
“君一人獨居，能耐得住這寂寞嗎？”
錢穆的回答是：
“居此正好一心寫吾書，寂寞不耐也得耐。”
《國史大綱》出版之前，
錢穆將書中引論發(fā)表在昆明的《中央日報》上。
文章一經(jīng)刊布，立刻震動學界。
陳寅恪很欣賞這篇文章，
對前來昆明的史學家張其昀說：
“最近這里的報紙上有一篇大文章，你一定要讀。”
錢穆先生
一生傳道授業(yè)，為中國文化招魂
一生思考追求之治學課題
錢穆就讀于新式小學果育學校時，
當時的體操老師錢伯圭是個革命黨人。
有一次，
他聽說錢穆讀《三國演義》讀得很熟，
就對他說這樣的書“可勿再讀”。
錢伯圭說，《三國演義》開頭寫道：
“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治一亂”，
是中國歷史走上了錯路。
“若如今歐洲英法諸國，合了便不再分，
治了便不再亂。我們此后正該學他們。”
年僅10歲的錢穆聽了這席話，極受震動。
雖然，他并沒有因為這些話而
就此舍棄中國傳統(tǒng)文化，
可是這件事也確實引發(fā)了
他畢生治學宗旨和一生的終極關懷：
面對近代西方文化的強勁挑戰(zhàn)，
中國傳統(tǒng)文化究竟將何去何從？
后來，他八十多歲時，
在《師友雜憶》中寫道：
“余此后讀書，伯圭師此數(shù)言常在心中。
東西方文化孰得孰失，孰優(yōu)孰劣，
此一問題圍困住近一百年來之全中國人，
余之一生亦被困在此一問題內(nèi)。”
“余之畢生從事學問，
實皆伯圭師此一番話有以啟之。”
錢穆書法
不是教學生，是招義勇兵
錢穆晚年在臺灣居住了22年的居所
叫做“素書樓”。
這名字背后，是一個母慈子孝的故事。
錢穆十幾歲時生過一場大病，險些不治。
是母親幾乎衣不解帶、
目不交睫地照顧他幾個月。
當時，他們居住在老家素書堂的東偏房。
后來，因為感念母親的照料，
錢穆將在臺灣居所起名“素書樓”。
并撰文：
“此病不啻余之再生，皆先母悉心護養(yǎng)之賜。”
錢穆在結束了在臺灣中國文化大學的執(zhí)教后，
又在素書樓堅持給青年學者講學數(shù)年。
素書樓中的錢穆銅像
有一次，
他在素書樓家中為學生授課，
講課將畢，他環(huán)顧學生，脫口說道：
“其實我授課的目的并不是教學生，
而是要招義勇兵，
看看有沒有人自愿犧牲要為中國文化獻身！”
學生聽后，如受電擊，
頓時胸熱目潤，氣涌頂門，
心中喊道： “天啊，也有這樣的老師。”
1986年6月9日，
92歲高齡、雙目已盲的錢穆先生，
在素書樓講最后一課，對學生贈言：
“你是中國人，不要忘記了中國！”
悠悠歷史數(shù)千年寶貴的歷史文化、中華文明，
始終是先生心中割舍不下的精神園地。
漢學家馬悅然說，
錢穆在20世紀中國史學家之中
是最具有中國情懷的一位，
他對中國的光輝的過去懷有極大的敬意，
同時也對中國的光輝的未來抱有極大的信心。
歷史學家嚴耕望曾言，近六十年來，
中國史壇甚為興盛，名家大師輩出。
論根底深厚，著作宏富，不只先生一人；
但先生才氣磅礴，識力深透，
文筆勁悍，幾無可倫比。
素書樓
先生一生的傳道授業(yè)，
是為中國文化招魂，
是為中國文化招義勇兵。
先生一生好讀書，
1937年隨學校南渡時，藏書量之大，
動，則難以運輸；
藏，則無處所可尋。
最后只得趕制20個大箱子，將藏書裝入箱中，
與房主約定，房子不再租給他人，
等和平了再來取書。
抗戰(zhàn)勝利后，錢穆沒有北歸，
后來更是只身奔赴香港。
再后來，
受托保管書籍的湯用彤也去世了。
規(guī)模浩大的藏書自此失散無查
……
收自于人間，也失散于人間，
唯有讀書人由此所思所感所得，
以一生故事、言行以及宏宏著述之形長存。
所幸，
學問之繼，不在紙張在后來人，
文化之魂，不在器物在傳襲。
人物
“在教師手里操著幼年人的命運，便操著民族和人類的命運。”——如果你相信教育的力量，或許便贊同這句話。
于國家，于民族，教育是最需延續(xù)而不可中斷的事業(yè)。教育不能衰老，但做教育的人卻會老去。一代一代的教育家、賢師、名師，就像一座座山峰，既是教育途中一座座光輝的里程碑，也是一個個他人難以企及的高度，更是一塊塊幫助教育行至高遠的奠基石。
我們，銘記歷史，要為每座里程碑鐫刻名字，為每個山峰撰寫史志，為每塊基石梳理傳記——記錄所有屬于過往但不該被遺忘的教育者。
我們，關注當下，要為每個堅守初心且銳意創(chuàng)新的人抒寫年華——記錄所有正在行進且不斷反思的教育者，以及那些對教育有所啟迪的各行各業(yè)探索者。
關心教育就是關心民族、人類的命運，而關注和教育有關的人，就是關注其中重中之重的一環(huán)。
